读《资治通鉴》札记：七十九年一局——隋唐征高丽读史专论

七十九年，是三代人的一生。新中国自建国至今，尚且不足七十九年。自隋文帝至唐高宗平定高丽，历经五代帝王的拉锯，这场漫长博弈终告尘埃落定，辽东故土重归安定，东北亚的秩序重新归于华夏文明框架之下。

展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至总章元年，平壤告破，高丽王高藏被俘，高丽平定，心中久久沉思。此战主帅为李勣，薛仁贵是战功卓著的大将，也是太宗当年亲征辽东之时，自行伍之中拔擢而起的人。这一场横跨数代的对峙，自隋开皇九年南陈覆灭起，迄于唐总章元年高丽国亡，前后七十九年。历经隋文帝、隋炀帝、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唐高宗数代，时战时歇，不是一战定胜负，而是一场漫长的大势博弈。古来很多强权争霸，都寄望于一场决战分出高下，能沉下心神，跨数代人守住同一个方略，不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即时得失，是华夏文明独有的定力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七十八，隋纪二，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载：

高丽王汤闻陈亡，大惧，治兵积谷，为拒守之策。是岁，上赐汤玺书，责以“虽称藩附，诚节未尽”。且曰：“彼之一方，虽地狭人少，今若黜王，不可虚置，终须更选官属，就彼安抚。王若洒心易行，率由宪章，即是朕之良臣，何劳别遣才彦！王谓辽水之广，何如长江？高丽之人，多少陈国？朕若不存含育，责王前愆，命一将军，何待多力！殷勤晓示，许王自新耳。”汤得书，惶恐，将奉表陈谢。会病卒，子元嗣立，上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辽东公。元奉表谢恩，因请封王，上许之。

南陈既灭，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就此终结，中原归于一统，天下格局彻底改换。在此之前，南方有南朝存续，可以牵制中原王朝的力量，高丽尚有缓冲的余地。等到南陈覆亡，再无外力可以制衡，高丽王汤看清其中利害，心生畏惧，于是整顿兵马、储备粮谷，早早做好守御的准备，对峙的根由便由此埋下。隋文帝赐下玺书，言辞之中留有包容，许他改过自新，本意并不想骤然兴兵。只是高汤还没有来得及上表谢罪，便染病离世，其子高元继立。

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，高元带领靺鞨部众万余人进犯辽西，为营州总管韦冲击退。边界被侵，隋文帝震怒，以汉王杨谅、王世积为元帅，调集水陆三十万兵马伐高丽，中原与高丽之间，正式开启兵戈。

隋朝的倾覆，根源不在征伐这件事本身，而在炀帝选择的路子太过急躁。他看不见辽东的地理与气候约束，一心想要速成功业，接连三次大举征辽。每一次兴兵，都要从天下征调民力，千里转运粮草，徭役一层叠一层，百姓不堪重负。高丽依托山城险要固守，辽东霜寒来得早，冬日酷寒，远道而来的大军很难长久驻扎，粮草补给稍有脱节，便难以支撑。几番征伐，没有拿到决定性的战果，反倒一点点掏空了隋朝积攒多年的国力，北方腹地损耗尤重。民不聊生，流民四起，群雄相继起兵，偌大的隋王朝，就此崩塌。

唐高祖之时，天下刚刚历经大乱，百废待兴，首要的事情是安定内政、休养生息，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往辽东开辟战场，高丽这边的边患，只能暂且搁置，维持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日。

待到贞观年间，北方突厥次第归服，四方边疆大体安定，外部的牵制一一解除，太宗才腾出手来，着手谋划辽东这件积存已久的大事。贞观十九年，太宗御驾亲征，先后攻下辽东、白岩二城，大军行至安市城下，便卡住了。辽东一带，山路狭窄，少有开阔平地，中原大军的兵力优势铺展不开；再加上寒期来得早，粮草沿着险路输送，损耗极大，持久战没有胜算。权衡之下，太宗只能班师回朝。

后世很多人，简单把这次出征看作一次失败，其实不然。这一趟远征，本质上是一次试错。它有两层实实在在的收获，一层是看得见的：阵前识得薛仁贵，将他从普通士卒之中提拔出来，为后面高宗一朝平定辽东，留下一员能担当大任的猛将。另一层，是藏在战事背后的，也是更重要的：太宗亲身踏过这片土地，亲眼见过对方的守备，终于看清，调动举国大兵，想要一口吞并高丽，这条路走不通。高丽不是松散流动的游牧部落，它有完整的城池体系、成型的治理法度，百姓常年处在苦寒之地，适应本地的作战环境，人心凝聚，韧性很强，强攻硬取，极容易重蹈隋炀帝的覆辙。

自此，朝廷改换了作战的方略，不再动辄调动举国之师，每年只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进入辽东。这些部队不以长期占领城池为目标，也不刻意寻找对方主力决战，核心就是袭扰边境城邑，破坏耕种的时节，劫掠、消耗对方的粮草储备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慢慢消磨它的元气。

这套打法，内里藏着大国与小国博弈的差别。中原疆域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底子厚，耗得起漫长的拉锯；高丽国土狭小，人口有限，国中百姓耕战一体，一边要种地谋生，一边还要防备兵祸。年年都有警报，土地没法安心耕种，人力财货持续被抽走，没有机会休养生息、积蓄力量。

一国之内，矛盾本就潜藏在暗处，当物资尚可支撑、民生大体安稳的时候，各方的不满大多可以隐忍压住。可一旦在外敌长久的重压之下，国力一天天枯竭，资源不足以维持原有的秩序，原本被压住的裂痕，就会慢慢显露、放大。内乱从来不是凭空生出来的，不是单单因为人心险恶，而是大势持续推移，一步步推到这个结果，是事物发展自带的规律。

盖苏文在世的时候，靠着强硬的手段震慑朝野各派，强行弥合内部的分歧，举国勉强能够一致对外。等到盖苏文死去，这一层强力的约束一下子消散，他的两个儿子泉男生、泉男建，为了争夺最高权位互相攻伐，高丽内部大乱。泉男生兵败势穷，走投无路之下归降大唐，愿意充当唐军的向导。高丽耗费多年构筑起来的边防体系与政治根基，等于自己撕开了一道大口子。外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消耗，内有骨肉相残的内乱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已经偏向大唐，到了可以收局的时候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零一，唐纪十七，总章元年（公元668年）载：

九月，癸巳，李勣拔平壤。勣既克大行城，诸军出他道者皆与勣会，进至鸭绿栅，高丽发兵拒战，勣等奋击，大破之，追奔二百馀里，拔辱夷城，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。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，勣军继之，围平壤月馀，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，持白幡诣勣降，勣以礼接之。泉男建犹闭门拒守，频遣兵出战，皆败。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，信诚密遣人诣勣，请为内应。后五日，信诚开门，勣纵兵登城鼓噪，焚城四隅，男建自刺，不死，遂擒之。高丽悉平。

平壤既定，唐对高丽的处置，最能见一份包容之意。古来不少域外强权，攻破一国之后，常常诛杀王族、屠戮上层，以毁灭的方式立威。大唐的做法，全然不同。同卷同年记载：

以高藏政非己出，赦以为司平太常伯、员外同正。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，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，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。李勣以下，封赏有差。泉男建流黔州，扶馀丰流岭南，分高丽五部、百七十六城、六十九万馀户，为九都督府、四十二州、百县，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。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与华人参理。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，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。

高丽王高藏只是一个傀儡，朝政、兵权都不在他手中，所以赦免他，还给了朝中官职。率众归降的泉男产、献城接应的僧信诚、早早归附的泉男生，都论功行赏，各授官爵。唯独执意闭门抵抗、不肯归服的首恶泉男建，流放黔州。大唐没有尽数清除高丽旧有的统治阶层，没有毁灭当地族群，而是拆分故土，设立安东都护府，本土有功的酋长，可以和中原派出的官员一同治理地方。所求的，是把这片土地纳入中原的秩序，奉正朔而已，不以屠戮来泄一时之愤。

这盘七十九年的大棋局之中，旁生出白江口一战。百济依附高丽，百济残余的贵族找到倭国求援，打算借着倭国的兵力复国，抗拒唐军。这里要分清，不是高丽主动邀约倭国入局，是百济走投无路之下向外求援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零一，唐纪十七，龙朔三年（公元663年）载：

九月，戊午，熊津道行军总管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馀众及倭兵于白江，拔其周留城。

初，刘仁愿、刘仁轨既克真岘城，诏孙仁师将兵，浮海助之。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。仁师与仁愿、仁轨合兵，势大振。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，欲先攻之，仁轨曰：「加林险固，急攻则伤士卒，缓之则旷日持久。周留城，虏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恶务本，宜先攻之，若克周留，诸城自下。」

于是仁师、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，仁轨与别将杜爽、扶馀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，以会陆军，同趣周留城。遇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，王子忠胜、忠志等帅众降，百济尽平。

白江口一场大败，给倭国极大震动。唐军取胜之后，没有跨海远征倭国本土，仅仅惩戒它帮助百济作乱的举动。倭国由此看清和中原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，放弃了在半岛依靠武力争夺地盘的想法，接连派遣唐使来到中土。律法、官制、城池营造、文字、儒学、佛法，方方面面都取法大唐，大化改新的根基便由此奠定。这一场发生在支线的战事，牵动了长久的走向，整个东北亚的文明格局，自此以唐为中心重新塑造。

回看这七十九年的全过程，最值得深思的，并不单单是最后攻克平壤这个结果。高丽不是弱邦，它依山凭险，军民久习苦寒，坚韧善战，先后扛住了隋文帝、隋炀帝、唐太宗三代中原力量的冲击，能够支撑近百年对峙，本身自有它的根基。

华夏的长处，在于识势，也在于耐得住等待。不贪一战取胜的快意，不纠结眼前一城的得失。炀帝心性躁急，求速而倾覆；太宗亲历战事，看清弊端之后，改换方略，以偏师慢慢消耗对手，顺着盛衰消长的道理，静待对方困穷生乱，等到时机成熟再出手收功。待到平定之后，又能够容纳当地原有首领，一同治理疆土，不把征服等同于毁灭。

慎战，善谋，待势，存容。这便是翻读这段旧史，心底生出的感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