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《通鉴》高澄私通父妾事有感

近日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读到东魏权臣高欢家中这一段往事，心中颇多感慨。原本只是一桩家庭内部的丑闻，可细细品味，其中所折射出来的，不仅是一家人的德行与家教，更是一个家族走向衰败、一个王朝迅速覆灭的深层根源。其原文如下：

勃海世子澄通于欢妾郑氏，欢归，一婢告之，二婢为证。欢杖澄一百而幽之，娄妃亦隔绝不得见。欢纳魏敬宗之后尔朱氏，有宠，生子浟，欢欲立之。澄求救于司马子如。子如入见欢，伪为不知者，请见娄妃；欢告其故。子如曰：“消难亦通子如妾，此事正可掩覆。妃是王结发妇，常以父母家财奉王；王在怀朔被杖，背无完皮，妃昼夜供侍；后避葛贼，同走并州，贫困，妃然马矢自作靴；恩义何可忘也！夫妇相宜，女配至尊，男承大业。且娄领军之勋，何宜摇动！一女子如草芥，况婢言不必信邪！”欢因使子如更鞫之。子如见澄，尤之曰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诬！”因教二婢反其辞，胁告者自缢，乃启欢曰：“果虚言也。”欢大悦，召娄妃及澄。妃遥见欢，一步一叩头，澄且拜且进。父子、夫妇相泣，复如初。欢置酒曰：“全我父子者，司马子如也。”

一般人读到这里，多半只当作一段乱世权贵的家常旧事，觉得司马子如能言善辩、善于周旋，三言两语便化解了高欢父子之间的矛盾，保全了家族的体面与大局的安稳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件事远非“化解矛盾”那么简单，它所暴露的，是高欢家族从根本上缺乏伦理约束、缺乏德行教化、缺乏是非观念的真实面貌，更藏着高欢内心深处最现实、最冰冷的政治算计。

高澄身为高欢的嫡长子，是早已确定的渤海王世子，是高氏权力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这样一个身负家族未来、将来可能要执掌一国大权的人，年纪轻轻便敢与父亲的妾室私通，完全不顾父子人伦、尊卑礼法，毫无敬畏之心，亦无羞耻之念。能做出这种事情，绝不是一时糊涂，而是长期缺乏管教、内心没有底线、行为没有约束的必然结果。

面对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，高欢最初固然震怒，又是杖责又是囚禁，甚至一度想要废掉高澄，改立其他儿子。但他的愤怒，更多是出于家丑外扬、颜面受损，以及继承权可能动摇的焦虑，而不是真正从伦理道义出发，对儿子的失德行为进行深刻的斥责与矫正。

等到司马子如出面，一番话真正点醒了他。子如前面所说夫妻共苦、糟糠之恩，固然动之以情，但最关键、最戳中高欢要害的，是最后一句：“娄领军之勋，何宜摇动！”

这里的娄领军，正是娄昭——娄妃的亲弟弟，高澄的亲舅舅，也是怀朔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。高欢当年以一介寒微起身，能成就如此大业，靠的不只是自己的权谋，更是娄家倾囊相助，是娄昭君带来的人脉、财力与鲜卑豪强的支持。娄家不只是亲戚，更是高欢政权的根基之臣、基本盘。

高澄是谁？他不只是高欢的儿子，更是娄家的亲外甥，是整个怀朔旧勋贵共同认可的继承人。高欢一旦真的废掉高澄，就等于公开与娄家决裂，与背后一整片军功豪强集团离心。彼时东魏初建，外有宇文泰虎视眈眈，内有方镇未稳，高欢根本赌不起、也动不起这份根基。

所以他所谓的“幡然醒悟”，所谓的“念及旧情”，不过是顺水推舟。他不是原谅了高澄，而是忌惮娄家的势力，忌惮勋贵集团的态度，不得不把这件事硬压下去。

在这种前提下，司马子如的操作也就顺理成章。他不仅逼迫原本作证的婢女推翻供词，还威胁最初告发的婢女自尽，硬生生将一件证据确凿的丑事，歪曲成子虚乌有的诬告。

尤其让我觉得心寒且不妥的，是司马子如见到高澄时所说的那句话：“男儿何意畏威自诬！”

高澄明明犯下大错，司马子如作为长辈、作为重臣，非但不指出他的过错，不劝他反省悔过，反而教他抵赖、教他嘴硬、教他拒不认错。

历史上，许多帝王家中出现此类事情，不少老成持重的大臣为了朝局稳定、为了皇室体面，也会选择对外遮掩、不事张扬，这一点可以理解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真正负责任、真正为长远考虑的人，一定会在私下严加教育、严厉督促，让犯错者知耻、知戒、知改，绝不会像司马子如这样，一味纵容、百般回护，甚至用言语捧杀，把一个已经走上歪路的年轻人，往更加肆无忌惮、更加没有底线的方向推。这种看似周全的保护，实则是最致命的伤害，是彻底的捧杀，不仅害了高澄本人，也为高氏家族日后的乱象埋下了最深的隐患。

事情的最终结局，是父子夫妇相见痛哭，一番酒宴之后和好如初。看上去阖家团圆、风波平息，可实际上，是非被混淆，罪恶被掩盖，德行被抛在一边，规矩被踩在脚下。高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家事，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高澄：只要不影响权位稳固，无论犯下多大的错误，都可以被掩盖、被原谅、被抹平。这样的家教，从根基上就是歪斜的，注定养不出心怀敬畏、行事有节的后代。

而高欢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处事方式与家教观念，根源还在他自己身上。他出身北魏怀朔镇的底层兵户之家，父亲酗酒无行、不事生产，母亲早亡，自幼在姐姐姐夫家中长大，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端正的教养。他一生在乱世中挣扎崛起，先后依附杜洛周、葛荣、尔朱荣，又相继背叛，靠的是权谋机变、人心拉拢、弱肉强食，信奉的是强者为尊、利益至上，对礼法、道义、德行、廉耻一类的东西，本就不甚看重。他自己立身不正，私生活混乱，收纳多位前朝皇室女子为妾，将女性视若财物，将底层奴婢的性命看得轻如草芥，这样的人，又如何能给子女做出正面的榜样，如何能教出守礼有德的后代？

在这样的家风与家教之下，高欢的子女们一个个走上放纵、狂妄、残暴、无德的道路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长子高澄经此一事，愈发骄横跋扈，掌权之后公然羞辱甚至殴打东魏皇帝，强夺大臣妻室，行事毫无顾忌，最终在二十九岁那年被家奴刺杀，可谓自取其祸。

次子高洋看似早年隐忍，实则心性早已扭曲，建立北齐之后，前期稍有作为，后期便酗酒癫狂、残暴滥杀，做出许多荒唐可怖之事，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。

六子高演虽有一定才干，却也摆脱不了家族权欲熏心的本性，为了皇位发动政变，废杀亲侄，最终在位不久便惊惧而亡。

九子高湛更是将高氏的荒淫与残暴发挥到极致，逼奸皇嫂、屠戮宗室、宠信奸佞、荒废政事，把北齐的国力一点点消耗殆尽。

到了高欢的孙子高纬这一代，家族本性彻底爆发，这位北齐后主宠信小人、沉迷美色，诛杀斛律光、高长恭等忠臣良将，自毁长城，最终落得国破被俘、身死名灭的下场。

北齐王朝前后不过二十八年，便迅速覆灭，被后世称为“禽兽王朝”，究其根源，正是始于高欢这一代的德行缺失与家教败坏。

在整件事情中，最让人感到悲凉与无奈的，还是那几个身份卑微的婢女。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被逼致死，原本出面作证的人被迫改口，在高欢、司马子如这些权贵眼中，底层人的性命微不足道，真相与正义也毫无分量，一切都要为家族的权力与颜面让路。一个连自家奴婢的性命都不珍惜、连眼前显而易见的是非都不愿正视的家族，即便能够凭借一时的权谋与武力占据天下，也终究难以长久，更不可能获得人心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郑重记下这一段往事，绝不是为了记录一段宫廷秘闻，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用意。他想要通过这件事情警示后人：人伦是家国的根本，家教是天下治乱的根基。一个连自己家庭都管理不好、不能端正门风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治理国家；一个依靠权术立足、忽视德行教化的家族，即便一时强盛，也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。高欢以术起家，以欲传家，重势力而轻道义，重利益而轻教化，家门既已不正，国政自然难以清明。北齐的灭亡，并不是亡于北周的强大，而是亡于自身家风的败坏、德行的沦丧。

古人常说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这几步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高欢称得上是一世枭雄，有争夺天下的谋略，有割据一方的实力，却偏偏在修身与齐家这两件最根本的事情上一败涂地。他能为子孙打下一片江山，却不能教给他们立身做人的道理；能维持一时的权势稳固，却不能端正一家的门风。

读史至此，实在令人感叹不已。原来家国天下的兴衰成败，往往不在疆场之上，而在门庭之内；不在权谋的高低强弱，而在德行的深浅邪正。高欢的家教之失，司马子如的捧杀之过，最终不仅毁掉了一个家族，也葬送了一个王朝。这一段历史，值得后世之人，永远引以为戒。